超越奧斯卡最佳影片的五部外語片

在帕夫利科夫斯基（Pawel Pawlikowski）的故事情節一部橫跨數十年的影片《冷戰》（Cold War）中，光彩照人、性格暴躁的女主角——歌唱家祖拉（Zula）——必須決定是否和她的情人、鋼琴家維克多（Wiktor）在1952年一起從共產主義的波蘭逃往巴黎。「我在那裏做什麼呢？」她問他，「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呢？」她的問題反映了文化錯位對身份認同感的影響，這一鏡頭也代表了《冷戰》以及其它四部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作品的風格。那些看起來只是背景的政治因素，實際上是讓熒幕人物栩栩如生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年的奧斯卡金像獎充滿了槽點。前一分鐘有主持人，後一分鐘又沒了。剛剛宣佈要增設最佳流行影片獎，又在���眾人狂批之後快速撤銷。誰又真的覺得平平無奇的《波西米亞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配得上最佳影片提名？相比之下，2017年《月光男孩》（The Moonlight）和《愛樂之城》（La La Land）的烏龍看起來只是一次小失誤。這些混亂之外，最佳外語片讓人欣慰：今年的每一部提名作品都在藝術上讓人目眩神迷，在情感上引人入勝。它們都反映了目前最受人關注的全球熱點話題，從難民危機和它造成的家庭支離破碎，到階級和歷史給人的沉痛負罪感。在任何一年，這五部電影中的任何一部獲獎都當之無愧。

入圍最佳外語片的主題通常涉及當下熱點，去年獲獎的智利影片《普通女人》（A Fantastic Woman）用極有說服力的方式處理跨性別權利議題。但最佳外語片也會頒給那些非政治性的影片。2014年獲獎影片《絶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是一部費里尼風格、關於一名男子的身份認同危機的電影。2017年提名作品、德國影片《托尼·厄德曼》（Tony Erdmann）用幽默的喜劇手法描述了一段父女關係。今年的提名則一點也不稀奇，這一組裏所有電影與時代的相關性顯而易見，反映了當今的陰暗基調，戰爭、排外心理以及孤立主義正在興起，但這些電影的內涵遠比這幾個詞要豐富得多。

具有完美藝術表達的《冷戰》由帕夫利科夫斯基自己父母斷斷續續的愛情���事改編而成，本身與其冷戰背景並沒有任何內在聯繫。這部電影用豐富飽滿的黑白色調拍攝而成，鏡頭從波蘭到德國、到巴黎、再回到波蘭，橫跨1949至1964年，給人經典的愛情故事的感覺。波蘭對藝術的壓迫促使維克多逃離，讓他與祖拉分隔了一段時間。他在巴黎變了一個人，變得更加精於算計而放浪形骸。很難分清兩人之間的衝突到底有多少來自各自火爆的性格，又有多少來自他們所無法掌控的社會力量。他們的愛情故事和籠罩的政治陰雲具有冷戰時期特色，但在今天看來也令人似曾相識——恐怖主義、街頭暴力等各種事件常常會毫不留情地對侵襲普通人的生活。

雖然從美學角度來看，黎巴嫩導演拉巴基的自然主義風格電影《迦百農》（Capernaum）與《冷戰》大不相同，但這部電影同樣講述了文化錯位的故事。電影主角贊恩（Zain）是一個來自貧窮家庭的小男孩，可愛又讓人心碎，沒有能證明自己身份的出生證或法律文件。其他人猜他大概只有12歲，但他看起來更年輕，在生活所迫之下不得不做與自己年齡不相稱的事。

電影裏，贊恩的街頭生活充滿了鮮艷的顏色和豐富的細節，每一個鏡頭有著有力的表達，為電影增加了層次感。贊恩11歲，在妹妹被許配給他人後逃離了家庭，隨後被埃塞俄比亞移民拉希爾（Rahil）收養。拉希爾沒有合法文件，是一名清潔工人。當她被突然抓起來後，贊恩不得不照顧起她還在蹣跚學步的兒子。贊恩沒有錢，但很有辦法。他在街上遇到了一名敘利亞女孩，跟著她去到一家為難民服務的食物銀行，假裝自己是敘利亞人，好讓自己和拉希爾德兒子吃上飯。扮演贊恩的是一名非專業演員、敘利亞移民拉菲亞（Zain Al Rafeea），沒有什麼比���更讓人信服的了。

拉巴基並未在《迦百農》裏過分強調顯而易見的社會信息。電影從贊恩的角度，探索了當今戰爭和難民的影響，這些影響遠遠超出了中東地區：無家可歸感、父母與孩子被迫分離、在世界上缺乏真正的落腳之處。

日本大師是枝裕和作品《小偷家族》則講了一個和臨時「家人」住在臨時「家中」的男孩的故事。祥太和「父母」、「姑姑」、「奶奶」住在一起——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一家人」離群索居，靠小偷小摸生活，他們之間的聯繫隨著電影的展開而逐漸顯露出來。他們收養了一個被人無視的小女孩，祥太就像贊恩保護自己的妹妹和蹣跚學步的嬰兒一樣保護著她。是枝裕和的語調不帶感情色彩，也沒有批判，只是熟練地將觀影者誘導到祥太的世界，這個「父親」教會兒子如何偷竊的世界。《小偷家族》並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但靠小偷小摸生存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批判。

和《小偷家族》一樣，所有的最佳外語片提名影片都與家庭相關。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導演的《羅馬》跌宕起伏的故事已經獲得了極大的讚譽。這部電影改編自20世紀70年代他在墨西哥的孩童時期經歷，女主角是保姆兼女傭克里奧（Cleo）（由因本片獲奧斯卡提名的非專業演員阿巴里西奧（Yakutia Aparicio）飾演）。這是一部寬幅、灰色調的黑白影片，角度中立，讓我們在觀察這些事件時可以把它們想象成自身的經歷。政治並不是這一部出色的影片最重要的主題，但社會劇變以及階級分化是電影敘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卡隆精妙地描繪出了中產階級僱主和他們的僕人之間的關係變化。傍晚時，女僕和家人坐在一起看電視，直到家裏人突然要求她為孩子的父親端上茶水。

政治動蕩也在背景裏沸騰。一支武裝部隊邁步走過街頭。這層政治含義在電影的一幀裏爆炸開來——祖母帶著克里奧去買一張嬰兒牀，這也反映了家裏人對她的態度：帶著一絲貴族義務感的關懷。

女人們透過家具店的窗戶看到下面街道的一場示威活動。這場示威活動現在被稱為科珀斯克里斯蒂大屠殺（the Corpus Christi massacre），右翼民兵開槍打死了民主派學生示威者。其中一個民兵追著一名示威者進了家具店，當著克里奧和祖母的面殺死了這名示威者，這場驚嚇讓克里奧生下了腹中的孩子。

卡隆自己承認了《羅馬》裏那層政治信息的重要性，告訴《好萊塢報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自己在10歲時曾讀到一篇關於大屠殺的剪報，說：「我小小的中產階級泡沫破碎了。」他還借電影之口說，「我想要探索那些塑造了我的傷口，包括我個人的傷口以及我和一個國家、和世界所共有的傷口……這個社會並沒有發生改變。」

杜能斯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用優雅的手法拍攝的雄心勃勃的影片《無主之作》（Never Look Away）回顧了納粹的暗黑政治力量如何塑造了個人的生活及藝術，並且探討了這些歷史的傷口是如何影響至今的。這部電影基於藝術家李希特（Gerhard Richter）的傳記，但這並不是一部簡潔而膚淺的傳記電影。電影開始時，主人公庫爾特（Kurt）在20世紀30年代還是一個小男孩，被姨媽帶去了納粹的《墮落藝術展》（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其中創新藝術家康定斯基（Kandinsky）、夏卡爾（Chagall）等人的作品都被作為墮落藝術的代表展出。

《無主之作》有著史詩般廣的覆蓋面、華麗的視覺效果、引人入勝的劇情，跟隨著庫爾特的生活和作為藝術家的個人髮展進入了20世紀60年代的西柏林。納粹認為他的姨媽情緒不穩定、有缺陷，將她處死了。作為藝術學校裏年輕人的庫爾特和艾莉（Ellie）墜入了愛河，艾莉的父親曾是一名納粹���生，他努力掩蓋這段過往。這部電影橫跨了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既有戰時的轟炸場面，也有戰後中產階級的悠閒。而且電影包含多種豐富的藝術形式被攝影師丹斯切爾（Caleb Deschanel）生動地捕捉到鏡頭裏。庫爾特拒絶戰後東德強加於人的社會現實主義，與艾莉逃到可以自由創作抽象主義、照片寫實作品的西柏林。和《冷戰》中的那對眷侶一樣，庫爾特和艾莉的愛情和生活都被籠罩在政治陰影之下。

杜能斯馬克導演的《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講述了20世紀80年代時期東德國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對作家的監聽，獲得了2007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隨著政府和企業侵犯個人隱私的可能性不斷攀升，這部電影現在可能會引起更強烈的共鳴。類似地，《無主之作》也借過去的故事傳達了一絲寒意，適用於當下對藝術的任何方式的壓制，以及任何新納粹主義的爆發。

如果奧斯卡頒獎典禮竭力證明自己名副其實的方式，就是在評選最佳影片時給作秀或者熱賣的作品打高分的話，那麼本屆奧斯卡頒獎禮的確如此。但真正的優秀的作品隱藏在這些外語片中，它們完美地體現了當今世界最緊迫的問題，同時講述了永恆的愛情和家庭的羈絆。

《羅馬》備受青睞，雖然未能突破最佳外語片摘得最佳影片獎，無法成為史上第一部獲此殊榮的非英語電影，但這5部電影已經讓外語片正面對著全世界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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