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階層在當今英國有多麼重要？

無論你是否喜歡，很多人都將階級體系視作英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就像英國人對茶和蛋糕的熱愛以及對談論天氣的熱衷一樣，融入了我們的血脈。

「階級界限並未消除，只是找到了新的表達方式而已。」英國社會學家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曾經寫道，「每過10年，我們都會迫不及待地宣稱已經消除了階級這個概念，但每一次都無果而終。」只要瀏覽一下外國媒體，就能大致了解英國嚴格的階級體系，尤其是與美國這種只崇尚雄心、能力和努力的地方相比。

但這種老套的說法真的有根據嗎？英國的階級體系依然像以往那樣深入人心嗎？或者，以往的階級界限是否已經消失，被新時代的標凖取而代之？這些問題很難得到確切的答案，但最近的數據的確讓我們獲得了了解此事的難得機會。

正如霍加特所說，至少從20世紀初期開始，作家們就敲響了英國階級體系的喪鐘。伊夫林·沃夫(Evelyn Waugh)在發給朋友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的公開信中宣稱：「這套龐大而細緻的結構幾乎是在完全秘密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現在已經展現出崩塌的跡象。」他自己的小說《故園風雨後》(Brideshead Revisited)本身也描述了英國貴族的生活狀態，但這些英國貴族階級似乎也隨著他們的豪華莊園一同消失了。

然而，儘管從沃夫那個年代以來，英國的階級體系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我們的社會中顯然還是存在非常明顯的階級劃分，每個階層都有不同水平的社會、文化和經濟資本。考慮到教育、薪酬、職業和家庭資產等諸多因素，BBC進行的《大英階級調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發現，整個英國有7個不同的階級，精英階級約佔總人口的6%，遠少於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數量。

更關鍵的問題或許不在於階級界限是否存在，而在於能否打破這些界限，實現階級之間的相互流動。換句話說：你的家庭背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你對生活的預期？人們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普遍共識：隨著教育水平和社會福利的改善，社會流動性也將隨之提升，但真的這麼簡單嗎？

邁克爾·埃普特(Michael Apted)的《Up》系列紀錄片中有一個案例十分值得玩味。1964年，他選擇了14個有著不同背景的兒童，他們當時都只有7歲。攝製組當時記錄了他們的一次倫敦動物園之行，之後每7年跟蹤一次他們的成長進程。

的確有幾個孩子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了生活環境。一個名叫尼克(Nick)的男孩出身農民家庭，現在卻是一位成功的物理學家，他在美國生活和工作。還有一個名叫林恩(Lynn)的孩子出身於倫敦東區的貧窮地區，但如今已經在一所大學的圖書館擁有了一份成功的職業。但整體而言，這部紀錄片並沒有找到白手起家的勵志故事。正如《紐約客》雜誌對最新的《56 Up》發表的影評中所說：「英國階級體系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保護，但同時也有其內在的慣性——至少在美國人眼中的確如此。埃普特紀錄片的主角沒有一個成為酒鬼或癮君子，但多數人的命運都是可以預測的——工人階級的���子可以略微上升，富人家的孩子還是很富——看到這樣的內容，不免讓人有些焦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0年發佈的報告，從某些社會流動性指標來看，英國的表現的確不容樂觀，父母的財富會對孩子們獲得高等教育和高薪的前景產生重大影響。

即便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國的人口總數一直在穩步增加，而每一個孩子可能都會比自己的父母過得好一些。不幸的是，階級升級和降級的相對比例現在似乎顛倒了。「降級的人比以前多了，升級的人比以前少了。」牛津大學的艾爾茲貝特·布考迪(Erzsebet Bukodi)說，他稱之為「流動性黃金年代的陰暗面」——頂層的人越多，掉下來的可能就越大。

遙遠的關係

麻煩在於，我們的社會結構中有太多的影響因素，很難逐一清理所有可能對你的身份產生影響的因素。之前的多數研究都存在一個問題：它們只關注了父母和子女兩代人，但實際上，你所處的階級或許還取決於家庭關係中的更多分支。例如，倫敦大學學院的陳達文(Tak Wing Chan)發現，如果一個孩子的祖父母屬於上層階級，那麼他/她長大後從事專業或管理工作的概率就會達到普通人的2.5倍。有可能是因為祖父母為孩子們支付了教育經費，幫助照管孩子，或者提供了能夠對孫輩的就業機會帶來幫助的社會關係。

由於存在這些比較遠的社會關係，社會階層的彈性或許低於我們的想像——即使一代人脫離了現有的階級，下一代人或許也可以借助自己家族的廣泛社會網絡重新恢復自己的階級地位。「如果你想預測某人的收��，不僅要看他們的父母——還要了解他們的叔叔和阿姨，以及他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格雷戈裏·克拉克(Gregory Clark)說，「這些都會對預測產生影響。」

克拉克本人還對某些罕見姓氏在整個歷史上的興衰變化展開了研究。例如，你可以在1086年的《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中找到富豪地主的姓名，他們中有很多都源自諾曼征服時期的侵略者，例如巴斯克維爾(Baskerville)、達西(Darcy)、曼德維爾(Mandeville)、蒙哥馬利(Montgomery)、內維爾(Neville)、珀西(Percy)、龐查德(Punchard)和塔爾波(Talbo)。

克拉克之後調查了這些姓氏在隨後幾個世紀的歷史記錄中出現的頻率。他還查看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以往的學生名單、遺產記錄和國會成員名單——這些都表明某人可能具備較高的社會地位。如果社會流動性較強，這些姓氏出現的頻率就會越來越低，因為來自其他背景的人將逐步佔據享有聲望的地位；倘若社會流動性低，這些姓氏所佔的比例就會基本保持一致。

事實上，他發現長期的社會流動性保持在極低的水平，大約需要10代人才能從社會最高或最低階層變成中等階層。這大概與身高等純生物學特性的變化速度相同。而最令人意外的在於，社會流動性速度表現出不可思議的穩定性——即便是在工業革命這種歷史性的變革發生之後，以及大學教育誕生之後，依然沒有出現太大起伏。

如果這些結果似乎能夠證明英國階級體系存在「慣性」，那就有必要看看克拉克對其他國家展開的研究。例如，他對美國常春藤聯盟的錄取名單，以及美國律師協會或醫學協會的成員進行了調查。儘管很多人認為美國的社會流動性較強，但他卻發現，美國階級變化的實際速度與英國基本相同。瑞典同樣如此。儘管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整體財富差距越來越小，但你仍會發現，總是那麼幾個家族佔據了醫生、律師或大學教授等聲望較高的職位。

克拉克的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他得出結論的過程中使用了不完整的記錄，他所著眼的也是長遠歷史時期的整體趨勢；如果能夠精確追蹤每個家族的每一條分支，或許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他對這些結果的解釋或許會令一些人感到驚訝。與陳達文一樣，他也認為這有可能完全源自社會因素。「人們都處在一個關係圈中，而這種社會背景對收入的影響很大。」但克拉克懷疑，基因或許也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或許有些家族只是攜帶了有助於他們成功的基因。很多科學家都不認可這種「基因決定論」。

無論他如何解釋這一發現，認為我們如今的地位可能取決於那些我們從未見過的人，這是一種非常有趣的邏輯。「即使你不知道自己的曾祖父是誰，但這個人卻能對你如今的生活產生影響。」克拉克說。

如果他說的沒錯，那麼英國人對階級的迷戀也就算不上太老套。無論你住在倫敦、北京、紐約還是斯德哥爾摩，想要徹底擺脫與過去的聯繫，都將成為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

請訪問 BBC Future 閱讀 英文原文。

（責編：友義）